2007-08-01 10:32:00 潘琳 济南日报 未来十年：中国经济如何稳健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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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十年：中国经济如何稳健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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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发展要重视吸引“富人”

　　易纲(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未来十年中国经济要持续健康发展，关键在于能不能吸引住“富人”，“富人”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富人，而包括金钱上的富人、知识上的富人、技术上的富人、人力上的富人。“富人”虽然拥有这些资本，但是必须被社会承认。例如，穷人也有很多人力资本，但是当他还是一个穷人的时候，说明他的潜在能力还没有被社会承认。

　　一个不能留住“富人”的国家和地区，其经济发展不会有活力。因此，中国未来经济要发展，首先要问的是能不能留住自己的“富人”。我国最有才华、最有钱、最有技术、最有知识的这些人愿不愿意呆在国内？第二，能不能吸引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第三，能不能吸引外国人愿意来中国？政府设计政策应主要考虑“能不能吸引住富人”，但并不是说政策要倾向于富人。

　　同样，一个不同情穷人、不帮助穷人、没有社会保障的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也是没有希望的。政府在设计能够吸引富人政策的同时，还必须帮助穷人、同情穷人，有与国情相适应的社会保障，这两方面都要毫不动摇地坚持，设计的政策才能平衡。 必须加快城市化进程

　　吴晓灵(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今后，政府要顺应城市化发展要求，增加财政公共产品供应，促进中国经济发展转型。目前，我国工业充分发展、国民收入提高，已经到了一个经济发展转型期，现在的城乡二元结构不能长期保持下去，应该实现工业的现代化和农业的现代化，其必然结果是城市化。

　　我国必须加快城市化进程，这有很多因素促成，主要有三个：一是国家工业发展和国民收入水平提高，增加了工业和服务业对劳动力吸纳的能力，有条件把农村的劳动力吸引到城市来。如果农村劳动生产力提高，我国有大量的富余劳动力，工业的发展能够允许很多农民转向城市。二是我国现在内需不足，内需不足最主要的就是农民收入不足。要想提高农民收入，靠目前我国的农业劳动生产力的水平是不可能的。最近，农民增收实际上是很多政策性补贴，靠农业自身产出提高收入不太可能。既然提高农民收入大量地靠转移支付和打工，就应该努力让农民工真正成为城市居民，城市也需要他。三是环境的脆弱和城市的制约。我国如果再有这么多人去从事农业，低水平地开发农业的话，资源、生态破坏很严重，如果把农民留在农村，然后通过农业发展提高收入的话，必然导致恶性循环，进一步破坏生态。地方政府应增加财力，提高劳动力的素质，加大农业产出的能力，另一方面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加快农村人口向城市转化。 建立符合国情的社会保障体系

　　梁优彩(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国家信息中心中经网首席经济师)：我国改革开放近30年取得很大成绩，但是成就不同的人、不同的阶层对改革开放的成果享受差别非常大，我们应该让更多的人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从这个角度来设计社会保障体系。

　　目前，我国社会保障支出偏少。2005年，我国教育支出占GDP的2.1%，医疗、卫生支出占0.6%，社会福利救济占0.4%，社会保障补助支出占1.0%，四项合计不到7500亿元，占GDP不到4.1%。现在，许多发达国家仅教育支出就占GDP的5%左右。近几年，国家财政收入增长很快，政府应该加大对社会保障的投入。

　　另外，多数国有企业利润非常高，要建立机制，把中央企业或者国有企业的利润用于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据统计，2006年央企利润7200亿元，今年上半年国企利润7535亿元，比去年上半年增长31.5%，其中央企利润5418.3亿元，同比增长29.6%，与税收相比，增长稍快。我国政府有条件用更多的钱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关键是在制度上怎么保证把国有企业利润用于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政府要把公共服务扩大到农村，做好义务教育和基本的卫生、医疗，提供基本的救济和养老保险，国家应该建立针对这些服务的最低国家标准，从制度上保证所有公民都能够享受到基本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 政府职能转型迫在眉睫

　　石小敏(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我国加入WTO五年多，经济社会发展加快，同时也遇到许多新的挑战。如何应对挑战，主要是看政府如何转型，这也是一个重大挑战。政府转型问题不解决，其他任何重大问题的解决都可能遇到绕不过去的障碍，或是事倍功半、大打折扣。

　　我国借改革开放引入了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引入了现代公司治理，但是会不会引入现代政府治理？近两年，学者普遍认为，政府应从集中建设型转变到公共服务型，这对于县以下基层政府来说更为必要。政府应做好八个方面的公共服务，其中四个方面成为近年热点，即住房、医疗、教育、社会保障，此外，环境保护问题正在急速升温。

　　政府改革转型是一个系统工程，要很好地设计。目前，我国缺乏一套完整清晰的框架思路，但有三个突出问题须先行一步。

　　1、县及县以下政府必须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公共服务上来，不论地区发达与否。关键是要强化县乡一级的公共财政基础，特别是要完善税种结构，开征物业税(不动产税)、环境保护税，合理征收各种资源税(矿产、山林、水)，上述税种收入及土地(转让)增值税收入应划为县及县以下财政收入，或大部分(如80%)分成到县。再加上中央财政、省财政的转移支付与直接补贴，县及县以下公共财政得以充实。这样，县及县以下政府主要精力就不再搞企业、搞开发区，而是维护环境，保护资源，搞统计、物业、教育、医疗、社保、治安。

　　2、逐步改进和理顺政府与社会、政府与企业、各个层级政府之间以及政府内部各职能机构的权、责、利关系。县级政府向着公共服务型政府先行一步转变，有利于更好地安排处理好县与正在发育着的村、乡自治的关系，也有利于安排和处理县与市、县与省、省与中央的各种关系。成都市政府在推进城乡统筹发展试点综合实验中，明确充实了县级的事权与财权，也调整了30多个部门的职能与工作流程。

　　3、应加快建立一套适应现代公共服务体系要求的社会基础设施系统。所谓社会基础设施系统，是指比较完备的公民(个人或家庭)经济信息体系，这套系统与公民的银行账户号码、纳税号码相连。现在政府弄不清辖区内公民个人的真实经济情况，困难补助、审批购买经济适用房还得靠在街道上公示，请街坊鉴定。有了配套的公民个人经济信息号码管理系统，许多事情就好办多了，有些财政补助经费可以直补到人。公民个人可以更方便地监督公共服务机构，政府部门在不得违法侵犯公民个人隐私的范围内，更容易随时了解和掌握区域的、阶层的乃至全局的完整的经济信息。个人如果造假，被记录在系统内，一旦发现，将遭受个人信用方面的重大损失，造假行为将逐渐减少。公民个人经济信息号码管理系统应由几个独立、中立、没有任何特权的公共机构分别管理。 政府要善待农民工

　　蔡昉(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状况是，城镇就业一直增长，而且增长非常快；城镇失业率2000年达到最高，之后下降。2002年后一直到现在，每年失业率下降。2005年真实的失业率只有5.2%。

　　政府登记失业率上升，有特殊原因。因为下岗最初不算失业，下岗与登记失业并轨以后，登记失业率自然上升。再说，农村劳动力转移总量大、速度快，农村外出劳动力2000年达到7800万，2006年增至1.32亿，占城镇就业的46.7%，这说明城市就业增长没有减缓，而是农村劳动力在城镇就业的比重提高。

　　农村劳动力基本上是农村的经济活动人口，也就是说16岁以上经常从事劳动的人。现在，外出打工的农村劳动力以30岁以下为主，40岁以上几乎没有；农村剩余劳动力一半是40岁以上，以现行的激励政策很难让他们转移出来。

　　农民工工资过去十年增长幅度不大，2004年以前增长幅度相对较小，2004年增长6.8%，2005年增长6.5%，去年增长11.5%。长期以来，农民没有涨工资，正是典型的城乡经济二元结构的体现，最近这几年农民工工资增长越来越快，预示着城乡二元发展结构正在逐渐被打破。

　　历史上，很多国家真正善待劳动者也出现这个阶段。企业雇主善待劳动者，劳动关系改善，政府通过立法和规章善待劳动者，从偏移资本转向偏移劳动者，通过这些制度调整，挖掘劳动力供给潜力，如户籍制度改革。今后，农村劳动力仍然会持续转移。据实际估算，国内还有23%的劳动力在农业中。 放松对内金融管制

　　吴晓灵：未来十年如果中国不在金融方面有更深刻的变革，在国际竞争中会非常不利。要想在国际上竞争，必须加快金融改革，重点是放松对内金融管制。

　　现代经济全球化、一体化过程中，各国间的竞争除了科技、生产能力竞争外，在资源配置上，金融体制发挥了很大作用，很大程度上各国的博弈是金融的博弈。如果我们不充分利用金融工具促进中国资源在国内和全球优化配置的话，中国发展将受到很大制约。

　　我国政府放松对内金融管制，要在以下三个方面下功夫。一个方面是金融自主权。现在，我国金融改革尽管有所推动，但是企业的筹资自主权、居民的投资自主权、金融机构的运作自主权和创新的自主权，都行使得不够充分。另一个方面是加强金融监管协调，关键是树立功能监管的理念，监管协调规则要统一。目前我国是机构监管，有三个金融监管当局，他们都把金融机构作为自己的儿子来看待，都为自己的“儿子”发展谋出路，这样，别人的“儿子”就有戒心，造成市场分割，面对同样的金融沉淀，不同的监管当局制订不同的游戏规则，不同的准入标准。再者，监管者应该有统一的风险认识，监管者不是替市场承担风险，而是要让所有的市场参与者在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限度之内来承担风险，不管是投资者还是中介机构。以前，在解决有问题金融机构的过程中，为了减少社会震荡，我国政府过多地承担了市场风险，为了减少风险，于是政府对金融进行更多管制，到现在为止，我国金融机构国内市场准入管制仍然很严。如果政府过多地承担金融市场风险，就不可能放开金融市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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