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10年中国面临的重要问题是什么？是城市化、政府转型、金融改革、财政公共产品的供给、劳动力供给、财税体制和行政体制的分割等。7月28日，中国经济50人田横岛论坛的专家和政府官员们，就影响未来中国发展的重大战略性问题展开深入探讨。
城市化：中国没有浪漫的资本
刘鹤（中央财经领导小 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国当前面临的贸易顺差、储蓄、投 资、消费等问题都将长期存在，但城市化问题将是未来10年面临的首要问题。
在人多地少，缺水少油，人口老龄化加快，劳动力问题提前出现拐点的情况下，中国国家的城市化路径和模式，都面临重大选择。未来10年，选择的重要性全面上升。日本和德国近来都在反思城市化道路。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提出尽量减少东京人口，防止人口过密。但30年后，东京人口没有减少，反而增加。德国则反思认为，未来20年，其要保持经济强国地位，最大的缺陷是没有国际一流的超大级城市，他们准备在提高城市集中度和核心竞争力上下功夫。中国人多地少，过去理论界有个浪漫的想法，“中国城市化歪打正着，和后工业化的城市化正相连接。”但中国并不具备这个浪漫的条件。
财税体制和行政体制的分割是个问题。工业化、市场化需要更好地形成专业化分工的产业链和新工业经济的产业业态，但当前财税体制和行政体制的分割则与其高度背离。
金融：“孩子”是自己的好
吴晓灵（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如果中国不在金融方面有更深刻的变 革，在未来的竞争中，中国将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
在现代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的过程，各国竞争除了科技、技术外，在资源配置上，金融发挥了很大作用，各国的博弈很大程度上是金融的博弈。通过放慢资本市场开放的力度，短期是可行的。但现在世界资源全球配置，如果中国不充分利用金融工具促进在国内和全球的配置资源，将对经济的发展产生制约。出路在哪儿？需要加快对内金融改革，放松对内金融管制，促进要素市场配置和跨国配置。
一方面增强社会金融自主权，中国的金融改革政府主导过多，因此出现了一些风险。特别是东南亚金融危机后，政府看到了金融危机对一个国家造成的金融和财力的伤害，愈加重视，管制越多，而这显然对金融市场的开放与发展不利。虽然，当前中国的金融改革有所推动，但企业的筹资自主权、居民的投资自主和金融机构创新自主权都是不够的。
放松对内管制，则需要转变金融监管理念，树立功能监管的理念，加强监管协调。银行、证券、保险三个监管局现在都把自己的机构当作自己的“儿子”，都为“儿子”的发展谋出路，对别人存戒心，造成市场分割，同样的金融产品，不同的监管部门制定不同的规则和准入标准。
第三个方面，对于风险的认识要统一。监管者不要替市场承担风险，要让市场的所有参与者包括投资者、中介承担风险。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认识到金融机构不健全，会遭到国际游资的攻击，加强了金融结构改革。但在解决有问题的金融机构时，国家过多承担了市场风险，为了少承担风险，就进行了更严格的管制。中国目前需要大量的中小金融机构，只有解决了谁来承担风险的问题，才能在改革上大踏步前进。
政府转型：财政设计拖后腿
石小敏（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中国面临的最大瓶颈是政府转型的问题
这些年，政府提出公共服务与政府转型，要求从集中建设型的政府转到公共服务的政府，热点主要集中在医疗、教育、住房、安全等问题。但几十年来，土地由政府征购，物业税、资源税迟迟不出台。如果将这些税收都放到县级，中国就不会出现每个县都大搞开发、招商引资以致破坏环境的问题，而是会去做公共服务，考虑如何更好地保护环境，如何亲民。中央和地方的财政系统没有调过来，公共服务的制度设计尚未到位，什么事情都是中央直补。物业税、土地增值税和资源税上去了，工业增值的部分就下来了。一个现代化的治理结构和现代化的财税制度、分配制度是相连的，转型的首先应是中央一级。
劳动力：抚养比例不断下降
蔡昉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将成为世界上劳动力增长最慢的国家
之一
中国的人口抚养比一直在下降，也就是说劳动年龄人口越来越占主导地位。但现在下降越来越缓了。2013年将是一个拐点，在2013年之前是人口红利，之后将是人口负债。过去老说，中国劳动力供给是既大又源源不断，增长也很快。但在今后20年，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每年只有0.4%，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更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中国将成为世界上劳动力增长最慢的国家之一。
住房：不列入国策是缺陷
李扬 （中国社科院金 融研究所所长）：应把人人享有适当的住房确定为基本国策，制定明确的规划，让所有的人都能有房住
应当把人人享有适当的住房确定为基本国策，制定明确的规划，让所有的人都能有房住。中国没有把住房列为基本国策是个缺陷，西方国家中很多国家如英国、德国都有住房法，从法律上对住房问题加以解决。中国目前解决住房问题只是少数部门的问题，同时，多部门相互掣肘的境况要改变。住房的构架目标是各级政府责任，包括土地和住房发展，商业和住房发展，土地规划和管理制度，房地产规划等。
企业家：环境让他们变态
刘鹤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重视企业家作用 企业家作用问题需要重视。
我觉得企业家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相当多的企业家变态，兰德斯说，经济环境比较好的前提下，企业家会创新；如果经济环境扭曲，企业家会在寻租形式上创新。所谓变态，是中国企业家在寻租上创新。当前中国需要为企业家创造更好的环境。
中国金融产业组织结构只有大中小，现实金融中却只有大金融，没有小金融，在总体流动性过剩的情况下，有的部门获得了过剩资源，中小企业却没有资源。
产业分工：谁是庄家谁说话
易纲（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助理）：依法治国、产权保护、环境治理，将使得交换 成本降低，预期和稳定性提高，使得全世界对中国人力及不动产的价值重新 评估
作为一个崛起的经济上最有活力的国家，中国能不能把富人留下来？这个富人是指金钱、知识、技术、管理上的富人，在这些资本上的富足。发达国家从一定程度上说，是可以吸引富人的——不是说你的政策倾向于富人，而是这些人手中掌握资源。一个不同情、不帮助穷人，没有社会保障的地方是没有希望的。要吸引富人，还要帮助穷人，就要建立与国家水平相适应的保障体系。
关于3000美元陷阱。3000美元怎么到1万美元的？一半靠提高质量为主的价值创造，另一半靠价值的重新评估，重新确立全世界对中国的概念。依法治国、产权保护、环境治理，将使得交换成本降低，预期的稳定性提高，使得全世界对中国人力及不动产的价值重新评估。
要牢牢掌握中国金融的基础设施，剪羊毛也罢，货币战争也罢，要防止这种可能性的发生。掌握好金融设施及金融结算、交易、托管、征信、反洗钱系统。
未来十年的中国，需要我们创造一个游戏规则，别人来玩。到现在，都是别人创造游戏规则，我们去玩。所有的规则都是别人制定。金融市场，人民币威信提高，基础设施在中国人手里，主导权在中国人手里，人家不来玩，不会成功。全世界都来玩，谁是庄家，谁就利益最大，什么都不开放，只能够在世界分工价值创造链中做我们的衬衫、鞋子。
道德提升：“缺德”的发展难持续
范恒山（国家发改委地区 经济司司长）：未来10年中国面临的首要问题是经济发展与道德提升问题
中国道德底限在下移。比如富人对穷人的漠视、普通人对富人的敌视、及时行乐处世观的流行等等。因此，道德的不可持续发展将是经济社会不可持续发展的原因。中国要注重在经济发展同时的道德提升。当前缺乏对土地与城市化进程综合平衡的统筹研究。经济发展的加快使得区域的差别在扩大。地方行政主导造成了经济资源要素的流动性减弱，产业区域内的趋同性，产业高度雷同化抑制了落后地区的发展。部门应该通过有区别的政策来促使地区发挥自己的特色，实现各个部门比较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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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50人田横岛论坛 聚焦未来10年中国重大课题
